
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,午后。阳光被窗格切成慵懒的方块,落在身上,暖而恍惚。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,像一把冰锥,刺穿了这片宁静。从听筒那端,传来女婿被泪水浸泡得肿胀、模糊的声音:“妈……丽红……她走了……”
世界瞬间失了重量,血液在耳蜗里轰鸣。
我和先生即刻从天津家里出发,向唐山女儿家飞奔。车在高速上疾驰,窗外的风景连成一片绿色的、灰色的模糊影子。忽然,一块蓝底路牌掠过视野——“汉沽”。
两个寻常的字,此刻却像烧红的铁钉,猝不及防,狠狠钉进心口。我猛地弯下腰,仿佛被无形的重锤击中,剧烈的疼痛攫住了呼吸。
汉沽。
三十九年前的尘埃,原来从未落定。余震一直在心中波动,悬浮在时光的深处,只待一个熟悉的音节,便轰然扬起,将人重新拖回那个再也解不开的命运之结里……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黑暗凌晨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,唐山,骄阳似火。空气稠得化不开,整座城市像被扣在巨大的蒸笼里。白天,与战友们在花生地里除草一整天;傍晚,搭乘卡车回到医院,骨头缝里都透着酸乏。
那年我二十五岁,是唐山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。
刚费力迈上宿舍楼的台阶,身后传来脆生生呼喊:“老袁!”
是甄颖影,内一科的卫生员,一个爱笑的姑娘,她刚从新疆探亲回来。我惊奇道,你不是应该二十九号才归队吗?她说,父母心疼我,给买了机票,所以提前回来啦。她将我拽进她宿舍,捧出一大把葡萄干和哈密瓜干,塞满我的衣兜:“快尝尝,甜得很!”葡萄干在齿间化开一股浓郁的甜,带着阳光温暖的味道。那甜,成了我对那个夜晚最后一点明亮的记忆。
疲乏如潮水涌来,我勉强洗漱,喝了两碗稀粥,便瘫倒在床。同屋的战友去了天津学习,寂静里只剩我自己的呼吸,我沉甸甸地坠入梦乡。
不知何时一声巨响!仿佛盘古再度劈开混沌,又似万钧雷霆在枕边炸裂。我惊坐而起,只见窗外蓝光乱闪,如鬼魅探照,映得天地一片惨白。紧接着,是风,是雨,是天地倾覆般的剧震!
床板像巨浪中的舢板,将我高高抛起,又狠狠摔下。我滚落床底,未及爬起,整座三层楼房便发出痛苦的呻吟,开始疯狂地、失去方向地摇摆、颠簸。我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扔向阳台,门把手在掌心滑脱,旋即又被甩到另一侧的墙边……天花板、墙壁、地板,所有构成“安稳”的线条都在扭曲、断裂、崩塌。
轰隆!
最后的意识,是身体被无边无际的重压吞噬。仿佛跌回孕育生命的母腹,只是这母腹,由冰冷的水泥、断裂的预制板和锋利的砖石构成,充满死亡的气息。
我动不了。身体仿佛被唐僧上了紧箍咒般紧紧挤压,蜷缩成诡异的一团,头部深埋,手臂反折,温热黏稠的液体浸透衣衫,那是血在流淌。痛感是迟钝的,最先袭来的是无边的黑,与令人窒息的寂静。听觉在黑暗里变得异常敏锐——我听见自己粗重如风箱的喘息,听见心脏在废墟的夹缝中“咚咚”擂鼓,那声音大得吓人,仿佛随时会耗尽最后一点氧气。
是战争?还是……梦?
不,不是梦。粉尘呛进喉咙,碎屑刺痛皮肤。我渐渐明白:我被活埋了。
思绪像废墟上扬起的尘埃,漫无目的地飘散。男友李彦平的脸浮现出来,他家干休所的二层小楼是否倒塌?他那在北京住院的父母该如何承受?几个小时前还巧笑嫣然的甄颖影,她提前归队,难道就为奔赴这场劫难?她若有不测,疼爱她的父母余生如何度过?还有那个总爱黏着我的“小尾巴”,年轻的医生张雁,她去唐山卫校学习,住在那里的平房宿舍,此刻可还平安?
最深的思念,还是父母。在生死的边缘,对血缘的眷恋成为求生的最后缆绳。我不能死,还没有好好回报父母的恩情。为了他们,我也要活着出去。我咬紧牙关,将哭喊与恐惧死死压在喉头,保存着每一丝气力,静静等待。
不知等了多久,或许几个时辰,或许只是片刻——时间在黑暗里早已失效。终于,一丝微弱却清晰的呼声,穿透层层阻隔:“有人吗?哪里有人?”
“有!这里有人!”我用尽全部生命的力量回喊。
是战友张爱平。他最终辨出了我的声音,开始用双手发疯似的扒开压在我身上的重物。当第一缕带着雨腥气的凉风拂过面颊时,我知道,我回到了人间。他无法将我抱出,我的左手被床板死死卡住。他摸索着,找到缝隙,一手抬起床板,一手拽住我的胳膊,“刺啦”一声,皮肉撕裂,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痛。
他把我抱到泥泞的空地。冷雨打在仅穿着背心裤衩的我身上,激得我浑身剧颤。他从废墟中扒出一身小号军装裙服,勉强为我遮体。到处是恐慌奔走的人影,到处是呻吟与哭喊。
内一科值夜班的纪文彬主任挂着听诊器、手握一盒急救针剂匆匆走来,她一开始竟未认出面目全非的我。听诊器贴上我胸口,她神色一凛:“心衰!马上给你注射强心剂!”
她说酒精瓶全碎了,无法消毒。冰凉的针头直接刺入右上臂三角肌,尖锐的刺痛之后,迅速漫上无边黑暗,我昏了过去。
汉沽结缘母女情
再醒来,天已惨白。我躺在医院篮球场冰冷的水泥地上,四周横陈着伤员和遗体。毛巾或手绢盖住逝者的面容,像大地无声的泪痕。普外科果占武主任检查我的伤势,叩击腹部,声音沉重:“板状腹,内出血,必须立刻转院!”
大卡车载着我们一车伤员,驶向天津二五四医院。路至汉沽,戛然而止——汉沽大桥被震断了。我们被安置进一个临时搭建的、散发着稻草与竹席气味的大席棚。
伤痛、疲惫、绝望,在闷热的棚子里发酵。我昏沉沉睡去,直到被一位年轻的女志愿者轻轻推醒。她喂我喝了两口水,便不再多给。伤口已开始肿胀、化脓。左臂肿得比腿还粗,撕脱皮的伤口上黄脓黏腻,绿头苍蝇嗡嗡盘绕,有几只已经黏在上面,我连驱赶它们的力气都没有。
就在这时,席棚那头,传来一个女孩细弱却凄厉的哭声:“家里人都死了……我怎么活呀……渴,我要喝水……”
那哭声莫名耳熟。我问身边的人,回答是:“是你们政治处赵副主任家的二闺女,丽红。她父母、姐姐和弟弟,都没了。”
我的心骤然缩紧。丽红还不到七岁,她父亲赵锡铃调到医院不过半年,母亲带她和姐姐弟弟从山东老家随军来医院时间不长,她只认识我们政治处几个人。
“谁能把她抱过来?她认得我。”我问。周遭一片沉默,人人都伤痕累累。
一股力量,不知从何处涌起。我开始向她爬去。每挪动一寸,断裂的骨头都像被再次碾压,冷汗浸透虚弱的身体。二十几米的距离,如同跨越刀山。我终于爬到能看见她的地方,用胳膊肘支起上身。
小丽红头上鼓起馒头大的包,右肩裂开一道狰狞的口子,红肿外翻。她独自坐在那里,像风暴后枝头一片将坠未坠的枯叶。
我喘着粗气,唤她:“小丽红,别哭了……越哭,越渴啊。”
哭声骤停。她愣愣地望过来,大眼睛里满是茫然与惊恐。辨认许久,那目光倏地亮了,仿佛溺水者看见了漂来的木头。
她猛地扑过来,小小的身子带着滚烫的颤抖,两只胳膊死死搂住我的脖子,放声大哭:“袁阿姨!我家没人啦!你要带着我呀!我就跟着你啦!”
撞击带来的剧痛让我眼前发黑,可我毫不犹豫地用还能动弹的右臂,紧紧抱住了这个浑身是伤、一无所有的孩子。
“我带着你。”我贴着她泪湿的小脸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一定带着你。”
那一刻,在弥漫着伤痛与死亡的汉沽席棚里,在一九七六年破碎的夏天,两个生命的轨迹,死死地扣在了一起。今生的母女之缘,于废墟之上、血泪之中,庄严缔结。
盐碱地堆起一座女兵坟茔
在汉沽,我得知了甄颖影的消息。带车的战友语气沉痛:“她牺牲了,已埋在了附近的盐碱地。”
疼痛细细密密,针扎一般。颖影生动的脸庞浮现眼前。她为了当兵,曾在十七岁那年寒夜,与不想让她离家的母亲争执,扔下拿到手的帽子手套,倔强地顶着寒风,乘坐绿皮火车远走北京。穿上军装那天,她笑得像戈壁滩上最亮的朝阳。
我们曾同住一室,她总把脏衣服塞在床下,我们老兵见到便顺手洗净晾干。她回来,抱起衣服深嗅,兴奋得眼睛弯成月牙,搂着人转圈,满屋都是她带来的阳光。
她爱读书,津贴基本都买了书,常常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看到深夜。篮球场上,她个子高,投球准;我腿脚快,善截球,我俩是默契的搭档。
探家前,她提干的申请已报上去,她眼里闪着光对我说:“真想快点穿上四个兜,每月五十多块,能买好多书呢!”
那架载她提前归队的飞机,终究没能带她飞向梦想的天空,而是冲入了永恒的黑暗。如今,在唐山冀东烈士陵园,她永远二十三岁,笑靥如花。
她曾参加过著名作家蒋子龙老师授课的文学班,后来多次受到蒋老师的指教。她任医院宣传队编导期间,经蒋老师指点修改过的短剧《家庭风波》,经排练在“八一”建军节演出,现场效果很不错。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前夕,蒋老师写文发表,悼念学生甄颖影,他说每个字都像在结痂的伤口上重新撕开一道血口。有些记忆,确是如此,越是疼痛,越需铭记。
就像那列一九六九年冬天的绿皮火车,永远载着一个十七岁少女滚烫的当兵梦,在记忆的轨道上呼啸前行,永不抵达,也永不停歇。
白色病床上的煎熬
后来,我们被转移到石家庄继续治疗,关于“未婚姑娘带着地震孤儿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省军区首长夫妇亲自来商量,想收养丽红,承诺绝不会亏待她。
小丽红闻言,倏地躲到我身后,小手死死拽着我的衣角,眼泪汪汪却语气坚决:“我就跟着袁阿姨!”我向首长致谢并婉拒:“孩子是烈士遗孤,未经组织批准,我没有权力把她送人。”
有一天,护士逗她:“小姑娘,叫什么名字呀?”
她突然扬起小脸,清脆响亮地回答:“我叫袁丽红!”
我一怔,忙劝:“那不行!你们家只有你这一棵苗了,必须叫赵丽红,阿姨保证一辈子不离开你。”
她充耳不闻,人越多,叫得越响,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她有袁妈妈,谁也别想再打她的主意。
她叫了一个多月,我不想她继续由着性子来,那天吓唬她:“再叫妈,我真要把你送人啦!”
她低下头,小手绞着衣角,良久,才抬起湿漉漉的眼睛,定定地看着我:“那我叫你阿姨,你真的会一辈子带着我吗?”
“当然,说话算数。”
“拉钩!”
两个小指紧紧勾在一起,那是一个用生命起誓的约定。其实通过地震后这些天的接触,我从感情上也无法割舍她了。当时尽管我还没有成家,但从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个女儿。我暗暗发誓,今后不论生活发生怎样的情况,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,一定尽到抚养小丽红的责任和义务,绝不能让这个战友遗留人间的孤女,再遭受一丁点儿委屈!
治疗漫长而艰辛。我浑身是伤,只能像植物人般躺着。丽红的伤在肩上和头顶,感染严重,为方便换药,头发被剃光,像个俊俏的小男孩。她没内伤,一天天好起来,成了我病床边最勤快的“小尾巴”。
躺在白色病床上,最难的是大小便。住在露天大棚,毫无隐私,每次方便,都需要护士帮忙,异味难免。我曾是护士,如今成了被护理者,更深知这份工作的神圣与不易。伤口结痂后,我坚决要下地。医生不准,怕我二次骨折。我请护士找来双拐,第一次在护士搀扶下走向几十米外的厕所,每一步都痛彻骨髓,回来时大汗淋漓,几近虚脱。
为了扔掉拐杖,我咬牙锻炼。扶着床沿,一步步挪,一圈圈转。小丽红就跟在我身后,也一圈圈地转,像只懵懂却忠诚的雏鸟。
未出嫁的女儿跟妈走
一九七六年冬,我腿伤未愈,一瘸一拐地牵着刚长出寸头、像个假小子的小丽红回到唐山,回到医院的废墟前。
曾经苏联专家设计的“雄鹰”医院,现在裸露着扭曲的钢筋,狰狞地刺向灰蒙蒙的天空。到处都是倒塌的废墟,寒风吹过,卷起冻土上的尘埃。远比天气更冷的,是眼前的满目疮痍与心底的荒芜。
灵堂里,骨灰盒层层叠叠。我的目光急切地掠过那些名字——没有“张雁”。心底竟生出一丝侥幸:没有名字,是不是意味着她还活着?或许她和我一样转去外地治疗,伤愈就会归队?
然而,真相中没有奇迹。在唐山卫校学习中医的张雁,同样没能走出那个黑色凌晨。战友找到她时,二十二岁的她,将自己蜷缩成婴儿般的姿态,头深埋,身子紧紧团拢,像一只受惊的、拼命想缩回壳里的蜗牛。最后一刻,她该多么孤独,多么害怕。
她和我同宿舍的战友杜新燕年纪相仿,她俩都是“小馋猫”,最爱跟我去男友彦平家蹭饭,理由是“刘阿姨做饭太香”。有一次我们仨刚从彦平家出来,张雁就搂住我脖子,没心没肺地说:“袁姐姐,我觉得彦平哥配不上你,吹了吧!我给你找个更好的!”我说她白眼狼,刚吃饱就说人坏话。她嘻嘻笑着撒娇:“我跟姐最亲嘛!”
多年后,我和彦平去北京看望她年迈的父母。谈话间,我小心避开她的名字,怕惹老人伤心。临别时,她母亲郭阿姨却说:“去看看雁雁再走吧。”
我愣住。
阿姨平静地解释:“雁雁一直在我卧室,跟我住。没出嫁的闺女,只能跟妈走。等我走了,再带上她一起走。”
没出嫁的女儿跟妈走。这句话,轻飘飘的,却像一把烧红的钝刀,狠狠烙进心里。
我们跟着走进卧室。阿姨打开靠墙的立柜。上层,覆盖红布的骨灰盒静立其中,周围缀着素净的纸花。阿姨轻轻揭开红布,露出照片:“我最喜欢她刚当兵这张,精神!”
接着,她指向柜子的下层,那里竟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四季新衣,连衣裙、毛衣、大衣……“瞧,都是我给她买的。雁雁爱美,我看见好看的,就忍不住……”
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漫长的岁月里,这位母亲一次次徘徊在商场,固执地为再也穿不上新衣的女儿,挑选着最美的衣衫。时光流逝,母爱未曾止息,却永远失去了对象……
我的视线瞬间模糊,泪水决堤。郭阿姨反而搂住我,轻轻拍着我的背,像安慰孩子一样:“好了,不哭,不哭……”可我自己,却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……
后来得知,张雁父亲于二〇〇九年离世。二〇二三年,郭阿姨以九十七岁高龄仙去,张雁的妹妹张靖遵从母亲遗愿,将姐姐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,离父母很近的地方。
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,一个选定的吉利日子。在紫色水晶相框与玫瑰蝴蝶的纹饰间,那个笑声如风铃、露出小虎牙的姑娘,在等待了四十七年之后,终于“跟着妈妈走了”。
只是我的耳畔,那声清脆的“袁姐姐”,却再也散不去了。
岁月的馈赠与逝去
小丽红九岁时,查出患有硬皮病,与那场大地震中的惊吓有关。从此,我带着她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。北京协和医院成了我们的另一个“故乡”,每隔三月便要奔赴。为了能挂上专家号,我都要头天晚上就去排队。
有一次,我带丽红去复诊,把正在哺乳期的女儿交给婆婆照顾。那天我被奶水涨得生疼,吸奶器不给力。无奈之下,我对九岁的丽红商量:“你来吃吃吧,不然回去妹妹没得吃了。”
丽红小脸涨红,却懂事地点点头。她起初不敢用力,吸不出。我催她:“使劲儿。”她猛地一吮,温热的乳汁涌出,一阵奇异的、带着酸楚的舒畅流遍全身。那一刻,没有羞涩,只有生命交融的悲欣与母性的庄严。
丽红长大了,参军,复员,留到她父亲生前医院任军工。她出落得亭亭玉立,眉眼神似生母,却多了份苦难磨出的倔强。她恋爱了,对象是部队参谋李志友,一个踏实可靠的小伙子。我拿出所有积蓄,借了钱,张罗婚礼,装修新房,忙得脚不沾地。志友结婚头一天才从外地部队赶回唐山,看到新房,眼圈红了:“妈,这本该我干的……”
婚后不久,丽红怀孕,却因惶恐想打掉。我生平第一次对她发了大火:“你敢!不要孩子,就别认我这个妈!”我生气地挂断电话。一刻钟后,铃声再响,传来她怯怯的、带着哭腔的撒娇:“妈,别生气了……我听您的。”
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,我的小丽红成了母亲。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那天,我带着她一家三口,去灵堂祭奠她的亲生父母。我亲手做了小花圈,默默告慰:“放心吧,丽红长大了,也有了自己的血脉……”
然而,命运的阴影并未远离。丽红全心扑在孩子身上,耽误了治疗,硬皮病日益严重。她后来竟拒绝服药,脾气越来越拗。
二〇一五年初春,她微信转来一笔钱,语音轻柔:“妈,您生日快到了,买身运动服,出去旅游穿。一定收下。”
那声音,还像小时候一样甜。我心里暖融,照办了。谁能想到,这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声音。几天后,她因一口水呛着,骤然离去……我的小丽红,就这样走在了我的前面。
生生不息的回声
生命,以它残酷又温柔的方式延续。
丽红的女儿,我的外孙女李兆元结婚时,希望小姨能参加婚礼,女儿李媛专程从德国飞回满足她的愿望。所有的亲人都赶来为她祝贺,婚礼热闹非凡。
近日,兆元发来视频。她两岁的女儿——我的重外孙女念念,冲着屏幕,笑得像朵小花,脆生生地喊:“太姥姥!太姥姥!”
哎哟,那声音,又甜又糯,直灌进心窝里,听得人浑身酥软。我反反复复地看,怎么也看不够。那一声声呼唤,是世间最动听的歌。
听着听着,思绪就飘远了。小丽红啊,你要是能亲耳听见这声“姥姥”,该多好。
但生命就是这样,一代一代,往下传承。念念那清澈的眼眸里,或许就映着丽红当年的影子。那声“太姥姥”里,我听见了时光深处隆隆的回声,听见了那年汉沽席棚里,那个用生命拉钩的约定,依然在岁月长河中铮铮鸣响。
一晃,五十年了。我从二十五岁的姑娘,变成了白发老人。时光能改换容颜,却风化不了刻进骨血的记忆。二〇〇六年,二〇一六年,唐山大地震三十、四十周年纪念,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兵,都曾相约回到唐山二五五医院,去看望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岁的战友。照片上的他们,笑容明亮,眼神清澈;而我们,早已鬓染霜雪。
站在刻着遇难战友名字的黑色纪念碑前,默默告慰:你们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;而我们活着的人,则要好好活着,珍惜你们的后人,护佑他们抽枝、散叶,长成新的荫凉,多做有益于社会的善事。唯愿祖国永恒,与日月同光;人民不老,伴江山永在。
我们已经约好,今年,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,只要还走得动,就一定再回去。
现在,我已经七十五岁了。我比被大地震夺走生命的战友们,多活了这么多年,见证了生命的凋零与绽放,承受了别离的剧痛,也收获了传承的温暖。
我一定会去。
我必须去。(袁志军、篇名书法/郭玉千)
编辑:刘言明
天创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