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，午后。阳光被窗格切成慵懒的方块，落在身上，暖而恍惚。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，像一把冰锥，刺穿了这片宁静。从听筒那端，传来女婿被泪水浸泡得肿胀、模糊的声音：“妈……丽红……她走了……”
世界瞬间失了重量，血液在耳蜗里轰鸣。
我和先生即刻从天津家里出发，向唐山女儿家飞奔。车在高速上疾驰，窗外的风景连成一片绿色的、灰色的模糊影子。忽然，一块蓝底路牌掠过视野——“汉沽”。
两个寻常的字，此刻却像烧红的铁钉，猝不及防，狠狠钉进心口。我猛地弯下腰，仿佛被无形的重锤击中，剧烈的疼痛攫住了呼吸。
汉沽。
三十九年前的尘埃，原来从未落定。余震一直在心中波动，悬浮在时光的深处，只待一个熟悉的音节，便轰然扬起，将人重新拖回那个再也解不开的命运之结里……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黑暗凌晨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，唐山，骄阳似火。空气稠得化不开，整座城市像被扣在巨大的蒸笼里。白天，与战友们在花生地里除草一整天；傍晚，搭乘卡车回到医院，骨头缝里都透着酸乏。
那年我二十五岁，是唐山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。
刚费力迈上宿舍楼的台阶，身后传来脆生生呼喊：“老袁！”
是甄颖影，内一科的卫生员，一个爱笑的姑娘，她刚从新疆探亲回来。我惊奇道，你不是应该二十九号才归队吗？她说，父母心疼我，给买了机票，所以提前回来啦。她将我拽进她宿舍，捧出一大把葡萄干和哈密瓜干，塞满我的衣兜：“快尝尝，甜得很！”葡萄干在齿间化开一股浓郁的甜，带着阳光温暖的味道。那甜，成了我对那个夜晚最后一点明亮的记忆。
疲乏如潮水涌来，我勉强洗漱，喝了两碗稀粥，便瘫倒在床。同屋的战友去了天津学习，寂静里只剩我自己的呼吸，我沉甸甸地坠入梦乡。
不知何时一声巨响！仿佛盘古再度劈开混沌，又似万钧雷霆在枕边炸裂。我惊坐而起，只见窗外蓝光乱闪，如鬼魅探照，映得天地一片惨白。紧接着，是风，是雨，是天地倾覆般的剧震！
床板像巨浪中的舢板，将我高高抛起，又狠狠摔下。我滚落床底，未及爬起，整座三层楼房便发出痛苦的呻吟，开始疯狂地、失去方向地摇摆、颠簸。我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扔向阳台，门把手在掌心滑脱，旋即又被甩到另一侧的墙边……天花板、墙壁、地板，所有构成“安稳”的线条都在扭曲、断裂、崩塌。
轰隆！
最后的意识，是身体被无边无际的重压吞噬。仿佛跌回孕育生命的母腹，只是这母腹，由冰冷的水泥、断裂的预制板和锋利的砖石构成，充满死亡的气息。
我动不了。身体仿佛被唐僧上了紧箍咒般紧紧挤压，蜷缩成诡异的一团，头部深埋，手臂反折，温热黏稠的液体浸透衣衫，那是血在流淌。痛感是迟钝的，最先袭来的是无边的黑，与令人窒息的寂静。听觉在黑暗里变得异常敏锐——我听见自己粗重如风箱的喘息，听见心脏在废墟的夹缝中“咚咚”擂鼓，那声音大得吓人，仿佛随时会耗尽最后一点氧气。
是战争？还是……梦？
不，不是梦。粉尘呛进喉咙，碎屑刺痛皮肤。我渐渐明白：我被活埋了。
思绪像废墟上扬起的尘埃，漫无目的地飘散。男友李彦平的脸浮现出来，他家干休所的二层小楼是否倒塌？他那在北京住院的父母该如何承受？几个小时前还巧笑嫣然的甄颖影，她提前归队，难道就为奔赴这场劫难？她若有不测，疼爱她的父母余生如何度过？还有那个总爱黏着我的“小尾巴”，年轻的医生张雁，她去唐山卫校学习，住在那里的平房宿舍，此刻可还平安？
最深的思念，还是父母。在生死的边缘，对血缘的眷恋成为求生的最后缆绳。我不能死，还没有好好回报父母的恩情。为了他们，我也要活着出去。我咬紧牙关，将哭喊与恐惧死死压在喉头，保存着每一丝气力，静静等待。
不知等了多久，或许几个时辰，或许只是片刻——时间在黑暗里早已失效。终于，一丝微弱却清晰的呼声，穿透层层阻隔：“有人吗？哪里有人？”
“有！这里有人！”我用尽全部生命的力量回喊。
是战友张爱平。他最终辨出了我的声音，开始用双手发疯似的扒开压在我身上的重物。当第一缕带着雨腥气的凉风拂过面颊时，我知道，我回到了人间。他无法将我抱出，我的左手被床板死死卡住。他摸索着，找到缝隙，一手抬起床板，一手拽住我的胳膊，“刺啦”一声，皮肉撕裂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痛。
他把我抱到泥泞的空地。冷雨打在仅穿着背心裤衩的我身上，激得我浑身剧颤。他从废墟中扒出一身小号军装裙服，勉强为我遮体。到处是恐慌奔走的人影，到处是呻吟与哭喊。
内一科值夜班的纪文彬主任挂着听诊器、手握一盒急救针剂匆匆走来，她一开始竟未认出面目全非的我。听诊器贴上我胸口，她神色一凛：“心衰！马上给你注射强心剂！”
她说酒精瓶全碎了，无法消毒。冰凉的针头直接刺入右上臂三角肌，尖锐的刺痛之后，迅速漫上无边黑暗，我昏了过去。
汉沽结缘母女情
再醒来，天已惨白。我躺在医院篮球场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四周横陈着伤员和遗体。毛巾或手绢盖住逝者的面容，像大地无声的泪痕。普外科果占武主任检查我的伤势，叩击腹部，声音沉重：“板状腹，内出血，必须立刻转院！”
大卡车载着我们一车伤员，驶向天津二五四医院。路至汉沽，戛然而止——汉沽大桥被震断了。我们被安置进一个临时搭建的、散发着稻草与竹席气味的大席棚。
伤痛、疲惫、绝望，在闷热的棚子里发酵。我昏沉沉睡去，直到被一位年轻的女志愿者轻轻推醒。她喂我喝了两口水，便不再多给。伤口已开始肿胀、化脓。左臂肿得比腿还粗，撕脱皮的伤口上黄脓黏腻，绿头苍蝇嗡嗡盘绕，有几只已经黏在上面，我连驱赶它们的力气都没有。
就在这时，席棚那头，传来一个女孩细弱却凄厉的哭声：“家里人都死了……我怎么活呀……渴，我要喝水……”
那哭声莫名耳熟。我问身边的人，回答是：“是你们政治处赵副主任家的二闺女，丽红。她父母、姐姐和弟弟，都没了。”
我的心骤然缩紧。丽红还不到七岁，她父亲赵锡铃调到医院不过半年，母亲带她和姐姐弟弟从山东老家随军来医院时间不长，她只认识我们政治处几个人。
“谁能把她抱过来？她认得我。”我问。周遭一片沉默，人人都伤痕累累。
一股力量，不知从何处涌起。我开始向她爬去。每挪动一寸，断裂的骨头都像被再次碾压，冷汗浸透虚弱的身体。二十几米的距离，如同跨越刀山。我终于爬到能看见她的地方，用胳膊肘支起上身。
小丽红头上鼓起馒头大的包，右肩裂开一道狰狞的口子，红肿外翻。她独自坐在那里，像风暴后枝头一片将坠未坠的枯叶。
我喘着粗气，唤她：“小丽红，别哭了……越哭，越渴啊。”
哭声骤停。她愣愣地望过来，大眼睛里满是茫然与惊恐。辨认许久，那目光倏地亮了，仿佛溺水者看见了漂来的木头。
她猛地扑过来，小小的身子带着滚烫的颤抖，两只胳膊死死搂住我的脖子，放声大哭：“袁阿姨！我家没人啦！你要带着我呀！我就跟着你啦！”
撞击带来的剧痛让我眼前发黑，可我毫不犹豫地用还能动弹的右臂，紧紧抱住了这个浑身是伤、一无所有的孩子。
“我带着你。”我贴着她泪湿的小脸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一定带着你。”
那一刻，在弥漫着伤痛与死亡的汉沽席棚里，在一九七六年破碎的夏天，两个生命的轨迹，死死地扣在了一起。今生的母女之缘，于废墟之上、血泪之中，庄严缔结。
盐碱地堆起一座女兵坟茔
在汉沽，我得知了甄颖影的消息。带车的战友语气沉痛：“她牺牲了，已埋在了附近的盐碱地。”
疼痛细细密密，针扎一般。颖影生动的脸庞浮现眼前。她为了当兵，曾在十七岁那年寒夜，与不想让她离家的母亲争执，扔下拿到手的帽子手套，倔强地顶着寒风，乘坐绿皮火车远走北京。穿上军装那天，她笑得像戈壁滩上最亮的朝阳。
我们曾同住一室，她总把脏衣服塞在床下，我们老兵见到便顺手洗净晾干。她回来，抱起衣服深嗅，兴奋得眼睛弯成月牙，搂着人转圈，满屋都是她带来的阳光。
她爱读书，津贴基本都买了书，常常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看到深夜。篮球场上，她个子高，投球准；我腿脚快，善截球，我俩是默契的搭档。
探家前，她提干的申请已报上去，她眼里闪着光对我说：“真想快点穿上四个兜，每月五十多块，能买好多书呢！”
那架载她提前归队的飞机，终究没能带她飞向梦想的天空，而是冲入了永恒的黑暗。如今，在唐山冀东烈士陵园，她永远二十三岁，笑靥如花。
她曾参加过著名作家蒋子龙老师授课的文学班，后来多次受到蒋老师的指教。她任医院宣传队编导期间，经蒋老师指点修改过的短剧《家庭风波》，经排练在“八一”建军节演出，现场效果很不错。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前夕，蒋老师写文发表，悼念学生甄颖影，他说每个字都像在结痂的伤口上重新撕开一道血口。有些记忆，确是如此，越是疼痛，越需铭记。
就像那列一九六九年冬天的绿皮火车，永远载着一个十七岁少女滚烫的当兵梦，在记忆的轨道上呼啸前行，永不抵达，也永不停歇。
白色病床上的煎熬
后来，我们被转移到石家庄继续治疗，关于“未婚姑娘带着地震孤儿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省军区首长夫妇亲自来商量，想收养丽红，承诺绝不会亏待她。
小丽红闻言，倏地躲到我身后，小手死死拽着我的衣角，眼泪汪汪却语气坚决：“我就跟着袁阿姨！”我向首长致谢并婉拒：“孩子是烈士遗孤，未经组织批准，我没有权力把她送人。”
有一天，护士逗她：“小姑娘，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她突然扬起小脸，清脆响亮地回答：“我叫袁丽红！”
我一怔，忙劝：“那不行！你们家只有你这一棵苗了，必须叫赵丽红，阿姨保证一辈子不离开你。”
她充耳不闻，人越多，叫得越响，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她有袁妈妈，谁也别想再打她的主意。
她叫了一个多月，我不想她继续由着性子来，那天吓唬她：“再叫妈，我真要把你送人啦！”
她低下头，小手绞着衣角，良久，才抬起湿漉漉的眼睛，定定地看着我：“那我叫你阿姨，你真的会一辈子带着我吗？”
“当然，说话算数。”
“拉钩！”
两个小指紧紧勾在一起，那是一个用生命起誓的约定。其实通过地震后这些天的接触，我从感情上也无法割舍她了。当时尽管我还没有成家，但从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个女儿。我暗暗发誓，今后不论生活发生怎样的情况，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一定尽到抚养小丽红的责任和义务，绝不能让这个战友遗留人间的孤女，再遭受一丁点儿委屈！
治疗漫长而艰辛。我浑身是伤，只能像植物人般躺着。丽红的伤在肩上和头顶，感染严重，为方便换药，头发被剃光，像个俊俏的小男孩。她没内伤，一天天好起来，成了我病床边最勤快的“小尾巴”。
躺在白色病床上，最难的是大小便。住在露天大棚，毫无隐私，每次方便，都需要护士帮忙，异味难免。我曾是护士，如今成了被护理者，更深知这份工作的神圣与不易。伤口结痂后，我坚决要下地。医生不准，怕我二次骨折。我请护士找来双拐，第一次在护士搀扶下走向几十米外的厕所，每一步都痛彻骨髓，回来时大汗淋漓，几近虚脱。
为了扔掉拐杖，我咬牙锻炼。扶着床沿，一步步挪，一圈圈转。小丽红就跟在我身后，也一圈圈地转，像只懵懂却忠诚的雏鸟。
未出嫁的女儿跟妈走
一九七六年冬，我腿伤未愈，一瘸一拐地牵着刚长出寸头、像个假小子的小丽红回到唐山，回到医院的废墟前。
曾经苏联专家设计的“雄鹰”医院，现在裸露着扭曲的钢筋，狰狞地刺向灰蒙蒙的天空。到处都是倒塌的废墟，寒风吹过，卷起冻土上的尘埃。远比天气更冷的，是眼前的满目疮痍与心底的荒芜。
灵堂里，骨灰盒层层叠叠。我的目光急切地掠过那些名字——没有“张雁”。心底竟生出一丝侥幸：没有名字，是不是意味着她还活着？或许她和我一样转去外地治疗，伤愈就会归队？
然而，真相中没有奇迹。在唐山卫校学习中医的张雁，同样没能走出那个黑色凌晨。战友找到她时，二十二岁的她，将自己蜷缩成婴儿般的姿态，头深埋，身子紧紧团拢，像一只受惊的、拼命想缩回壳里的蜗牛。最后一刻，她该多么孤独，多么害怕。
她和我同宿舍的战友杜新燕年纪相仿，她俩都是“小馋猫”，最爱跟我去男友彦平家蹭饭，理由是“刘阿姨做饭太香”。有一次我们仨刚从彦平家出来，张雁就搂住我脖子，没心没肺地说：“袁姐姐，我觉得彦平哥配不上你，吹了吧！我给你找个更好的！”我说她白眼狼，刚吃饱就说人坏话。她嘻嘻笑着撒娇：“我跟姐最亲嘛！”
多年后，我和彦平去北京看望她年迈的父母。谈话间，我小心避开她的名字，怕惹老人伤心。临别时，她母亲郭阿姨却说：“去看看雁雁再走吧。”
我愣住。
阿姨平静地解释：“雁雁一直在我卧室，跟我住。没出嫁的闺女，只能跟妈走。等我走了，再带上她一起走。”
没出嫁的女儿跟妈走。这句话，轻飘飘的，却像一把烧红的钝刀，狠狠烙进心里。
我们跟着走进卧室。阿姨打开靠墙的立柜。上层，覆盖红布的骨灰盒静立其中，周围缀着素净的纸花。阿姨轻轻揭开红布，露出照片：“我最喜欢她刚当兵这张，精神！”
接着，她指向柜子的下层，那里竟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四季新衣，连衣裙、毛衣、大衣……“瞧，都是我给她买的。雁雁爱美，我看见好看的，就忍不住……”
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漫长的岁月里，这位母亲一次次徘徊在商场，固执地为再也穿不上新衣的女儿，挑选着最美的衣衫。时光流逝，母爱未曾止息，却永远失去了对象……
我的视线瞬间模糊，泪水决堤。郭阿姨反而搂住我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安慰孩子一样：“好了，不哭，不哭……”可我自己，却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……
后来得知，张雁父亲于二〇〇九年离世。二〇二三年，郭阿姨以九十七岁高龄仙去，张雁的妹妹张靖遵从母亲遗愿，将姐姐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，离父母很近的地方。
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，一个选定的吉利日子。在紫色水晶相框与玫瑰蝴蝶的纹饰间，那个笑声如风铃、露出小虎牙的姑娘，在等待了四十七年之后，终于“跟着妈妈走了”。
只是我的耳畔，那声清脆的“袁姐姐”，却再也散不去了。
岁月的馈赠与逝去
小丽红九岁时，查出患有硬皮病，与那场大地震中的惊吓有关。从此，我带着她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。北京协和医院成了我们的另一个“故乡”，每隔三月便要奔赴。为了能挂上专家号，我都要头天晚上就去排队。
有一次，我带丽红去复诊，把正在哺乳期的女儿交给婆婆照顾。那天我被奶水涨得生疼，吸奶器不给力。无奈之下，我对九岁的丽红商量：“你来吃吃吧，不然回去妹妹没得吃了。”
丽红小脸涨红，却懂事地点点头。她起初不敢用力，吸不出。我催她：“使劲儿。”她猛地一吮，温热的乳汁涌出，一阵奇异的、带着酸楚的舒畅流遍全身。那一刻，没有羞涩，只有生命交融的悲欣与母性的庄严。
丽红长大了，参军，复员，留到她父亲生前医院任军工。她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眉眼神似生母，却多了份苦难磨出的倔强。她恋爱了，对象是部队参谋李志友，一个踏实可靠的小伙子。我拿出所有积蓄，借了钱，张罗婚礼，装修新房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志友结婚头一天才从外地部队赶回唐山，看到新房，眼圈红了：“妈，这本该我干的……”
婚后不久，丽红怀孕，却因惶恐想打掉。我生平第一次对她发了大火：“你敢！不要孩子，就别认我这个妈！”我生气地挂断电话。一刻钟后，铃声再响，传来她怯怯的、带着哭腔的撒娇：“妈，别生气了……我听您的。”
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，我的小丽红成了母亲。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那天，我带着她一家三口，去灵堂祭奠她的亲生父母。我亲手做了小花圈，默默告慰：“放心吧，丽红长大了，也有了自己的血脉……”
然而，命运的阴影并未远离。丽红全心扑在孩子身上，耽误了治疗，硬皮病日益严重。她后来竟拒绝服药，脾气越来越拗。
二〇一五年初春，她微信转来一笔钱，语音轻柔：“妈，您生日快到了，买身运动服，出去旅游穿。一定收下。”
那声音，还像小时候一样甜。我心里暖融，照办了。谁能想到，这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声音。几天后，她因一口水呛着，骤然离去……我的小丽红，就这样走在了我的前面。
生生不息的回声
生命，以它残酷又温柔的方式延续。
丽红的女儿，我的外孙女李兆元结婚时，希望小姨能参加婚礼，女儿李媛专程从德国飞回满足她的愿望。所有的亲人都赶来为她祝贺，婚礼热闹非凡。
近日，兆元发来视频。她两岁的女儿——我的重外孙女念念，冲着屏幕，笑得像朵小花，脆生生地喊：“太姥姥！太姥姥！”
哎哟，那声音，又甜又糯，直灌进心窝里，听得人浑身酥软。我反反复复地看，怎么也看不够。那一声声呼唤，是世间最动听的歌。
听着听着，思绪就飘远了。小丽红啊，你要是能亲耳听见这声“姥姥”，该多好。
但生命就是这样，一代一代，往下传承。念念那清澈的眼眸里，或许就映着丽红当年的影子。那声“太姥姥”里，我听见了时光深处隆隆的回声，听见了那年汉沽席棚里，那个用生命拉钩的约定，依然在岁月长河中铮铮鸣响。
一晃，五十年了。我从二十五岁的姑娘，变成了白发老人。时光能改换容颜，却风化不了刻进骨血的记忆。二〇〇六年，二〇一六年，唐山大地震三十、四十周年纪念，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兵，都曾相约回到唐山二五五医院，去看望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岁的战友。照片上的他们，笑容明亮，眼神清澈；而我们，早已鬓染霜雪。
站在刻着遇难战友名字的黑色纪念碑前，默默告慰：你们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；而我们活着的人，则要好好活着，珍惜你们的后人，护佑他们抽枝、散叶，长成新的荫凉，多做有益于社会的善事。唯愿祖国永恒，与日月同光；人民不老，伴江山永在。
我们已经约好，今年，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，只要还走得动，就一定再回去。
现在，我已经七十五岁了。我比被大地震夺走生命的战友们，多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证了生命的凋零与绽放，承受了别离的剧痛，也收获了传承的温暖。
我一定会去。
我必须去。（袁志军、篇名书法/郭玉千）
编辑：刘言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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